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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场上的梅贻琦

时间:2021-05-09 10:05:23 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淮南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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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忆及其父,曾言:“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,非对熟人不苟言笑,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。例如他喜欢喝酒,酒量很大……” &nbs

    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忆及其父,曾言:“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,非对熟人不苟言笑,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。例如他喜欢喝酒,酒量很大……”
   
   的确,梅先生与酒颇有缘分。这在已刊布的《梅贻琦日记1941—1946》(清华大学出版社)里可以得到印证。那六年,总共1700余则日记,涉及“酒事”的文字即不下200处,虽然所叙皆精短简约,读来甚有意味。
   
  那段岁月,正是梅贻琦教育家生涯中最卓越也最艰难的西南联大时代。当时,抗战大后方局势动荡纷乱,物资奇缺,市价飞涨,生活贫窭。要在如此困迫的时境里支撑办学,其艰巨不言而喻。
   
  但梅校长义无反顾,坚忍负重。他筹房筹款筹粮筹物,挺着自己清瘦的身躯,四处奔走,疏通关节。其间,自少不了与方方面面各色人物在酒筵饭桌上的周旋应酬,“藉示希望帮忙之意”,有时饭局的安排上“撞车”了,“不便辞却”,梅先生还须“一夕而赴两餐”。
   
  也亏得梅师海量(据说在清华园“可称第一”),又不惮喝“混酒”(同时喝几种酒),因之觥筹交错,他总能应付裕如。即使这样,也往往不得不陪喝至“酡颜晕醉”。倘若所商洽的事情在饭桌上有眉目,有进展,梅先生自是醉亦“忻慰”;也有好几回,人家入席只管直了喉咙吃喝,“酒食一顿竟无结果”,或者众人都喝得东倒西歪,“原拟饭后商量之事,遂未得谈”,这就未免令梅先生着实郁闷无奈了。
   
  梅先生原是爱酒的。除了那些不能不强饮的“公事酒”,他平素闲暇时节的“生活酒”,就喝得轻松、随意、洒脱了,每每“极畅快欢洽”。家里有了好酒,梅先生总会携了出门,与三五知交对酌品尝,或者干脆举行家宴,把同事、教授们请来一起分享;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应邀参加友人、故旧乃至属下的聚餐,彼此推杯换盏,喝个痛快。
   
  在这种喝“私酒”的场合,梅先生就变得有点儿讲究起来。他在乎席上酒肴的优劣与否,也会可惜同桌中“善饮者不多”,甚至还会暗怪主人“备酒稍少”,使自己不能再多喝几杯;至于喝得酣然醉态,那更是常有的事。一次,女作家张充和做东,梅先生赴饮夜归,步抵寓所犹晕晕不觉,等到清醒,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;又有次,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,梅先生“甫离席即欲睡”,被人搀扶上床,“已自不知一切矣”;还有次,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,显然因为酒多力猛,把玩间,梅先生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“扳折”,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……
   
  梅先生的公余饮酒,大半在放松心情,缓释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。喝了酒,他最喜欢的“余兴节目”是谈诗、听曲(昆曲/大鼓)、看竹(麻将或桥牌)。尽管自己乐酒善饮,如果遇到“不甚知饮”又好客的主人,梅先生往往会在席间“以说故事、讲幽默为缓冲之计”,巧妙地调节气氛,让对方能有机会少喝一点,不致尴尬。他对于略为丰盛的餐聚,总“嫌太费”、“嫌铺张”,觉得“当此(抗战)时期,不合规式”。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,梅先生感慨人家“饭菜极单简,以视吾国人之奢靡,殊有愧尔”!
   
  经常醉酒容易伤身体。这个道理梅先生当然晓得,而作为教育家,他自不乏“三省”精神。他的日记里,有好几处写道“近来饮酒似体气不胜多量”,“早起觉不适,盖昨晚饮酒稍多矣”,“一日不适,似缘伤酒”。“惭悔”之余,他自律曰:“以后应力戒,少饮”。然而,教育家毕竟也是人,也难免有一般人的弱点及惰性。梅先生虽然时常笔下自责,但写归写,一旦酒到欢洽之际,他又非畅怀尽兴不停杯,甚至还会因为席间有人以“能饮”挑战而“不欲示弱”,再“连进三四杯”,与争高下……

编辑:车婉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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